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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丹輝  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引言：這些年，在對這一領域不斷深入的研究過程中，不時會憂心一種現象：從普通百姓到各類媒體再到各級決策層，對稀土資源的特質、稀土產業發展規律及稀土管理體制的目標導向，普遍存在各種誤解，其中一些不科學的觀點和不客觀的論調在不同程度上綁架輿情，左右決策，進而對中國稀土資源可持續開發利用以及行業健康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實際上，所謂“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稀土果然如石油之于中東，能夠成為中國資源優勢的代言甚至上升為大國資源博弈的利器嗎？撰寫此文意在做些難免不自量力的“科普”討論。因此，哪怕只有一個讀者閱讀拙文并由此對這一組特殊金屬元素有了更為嚴肅的觀察，便足以欣慰。

2015年以來，中國稀土產業發展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一方面，“稀土案”敗訴后，財政、商務、海關等有關部門相繼取消了出口稅和出口配額，意味著采用傳統貿易政策工具對稀土出口實施數量控制的“中國實踐”宣告終止。受行業發展環境變化特別是出口政策調整以及市場需求的共同影響，稀土產品價格幾乎全線回落，行業發展再度遇冷。與幾年前“高熱不退”形成反差，這一輪急跌行情中，不少稀土企業像是患上“重感冒”，萎靡乏力，寒顫不止。然而，當下稀土企業的日子固然難過，但與2010年后那一輪“政策發燒”下的境況并無本質不同。當時政策催生的價格暴漲雖使一批稀土企業賺滿缸盆，讓稀土行業吸足眼球，但事實證明，同樣也是不可持續的具象和不健康的業態！

病得不輕：稀土價格一朝回到十年前

2015年以來，國內市場上稀土價格經歷了“先漲后跌、大幅探底、再到逐步低位回穩”的變化過程。2015年一季度，關稅取消、稅收計征改革、國家收儲等政策信號的釋放一度使稀土價格出現短暫上漲。二季度之后，由于收儲未到位，資源性產品價格遭遇全球性普跌，加之國內經濟增速下滑，稀土價格放出一波大跌勢，大部分品種價格全年跌幅在5%-25%，部分稀土產品價格跌幅甚至超過60%。

隨著市場行情不斷探底，稀土價格幾近跌回10年前的水平。其中，輕稀土代表性產品——氧化鈰的價格已回落至1萬元/噸左右的水平，與2005年基本持平，相比2011年氧化鈰曾暴漲至19萬元/噸左右的歷史高點，輕稀土價格經歷了“過山車”式回調；而重稀土代表性產品——氧化鏑的價格約為1400元/千克，雖比2005年高出3倍，但也僅是2011年峰值價格的1/10左右（見圖1）。同時，稀土價格指數的持續回落和低位運行也反映出行業景氣的嚴重下挫（見圖2）。

圖1   代表性稀土產品——氧化鈰和氧化鏑的價格變化

資料來源：稀土信息網

圖2   稀土價格指數走勢

資料來源：稀土信息網

現在看來，國際市場對持續走低的價格以及中國取消“關稅+配額”的政策調整做出了快速、直接的反應，導致出口急劇放量。來自中國稀土協會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稀土產品出口量約3.48萬噸，同比增長25.2%，出口金額約為3.73億美元，出口均價10.71美元/公斤，同比下降20.2%。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價格處于低位，2015年稀土出口普遍“量增值減”，這種情況在中重稀土出口中尤其值得關注。據海關統計，除了氯化鏑出口量下降35.2%，2015年金屬鏑、鋱、氧化釔、氧化銪（中稀土）、氧化鏑、氧化鋱等主要中重稀土產品出口價格同比降幅分別達36.4、12.6%、52.2%、71.2%、57.5%、27.0%。在人民幣持續貶值條件下，中重稀土出口“量增值減”問題實際上更為突出。

價格回落、出口量增值減加速了稀土企業盈利狀況惡化。2015年，五礦稀土、廈門鎢業、廣晟有色等稀土上市公司相繼呈報大幅虧損。迫于連續虧損的情勢，五礦稀土等六大稀土集團先后加入行業“限產保價”陣營。此舉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緩解價格頹勢，但總體來看限產保價的效果并不到位。這表明整合后的六大稀土集團骨架成型，羽翼未豐，尚未形成全面掌控定價權的綜合實力和快速反應的精準聯動機制。

出口量增值減的態勢引發對中重稀土資源安全的擔憂。短期而言，此輪出口放量總體上是國際買家逢低買入的結果，同時也是全球市場對中國稀土貿易政策調整做出的理性回應。應該看到，受2010年以來中國收緊稀土出口、價格攀升抑制的一部分國際需求需要借力價格回調釋放，而基于對政策環境不確定性的預期，不排除主要進口企業趁政策環境相對寬松之機快速補貨，增加庫存和儲備。就供給側的情況來看，主要由政策驅動的為期5年的這一稀土輪行業調整，其效果與國家政策的設計初衷相去甚遠，不僅未能實現對國際定價權的掌控，而且2011年稀土價格暴漲后各地紛紛新上項目，加大投資力度，稀土冶煉分離和初加工生產能力快速膨脹，正規開采的原礦產品無法滿足產能擴張的需要，重稀土私挖盜采屢禁不止，幾輪“稀土打黑”成效有限。

稀土“不稀”：科學認識稀土資源特征

    除了受供求關系變化影響，稀土行業發展“忽冷忽熱”的怪像是政策用力過猛的結果，而政策發力不準與各界對這組特殊金屬元素的認知有直接關系。相比基礎金屬，人類對稀土元素發現利用的歷史較短，對其可開采儲量至今仍有爭議。

    1787年，瑞典人Arrhenius在一個采石場中首次發現了含有釔的礦石。18世紀末至19世紀，各種稀土元素陸續被發現。由于其發現初期僅存在于較為稀少的礦物中，故被稱為稀土（Rare Earth，簡稱RE或R）。這一名稱雖沿用至今，但隨著勘探技術不斷提高，稀土被證實在地殼中的分布是相當廣的，其總含量甚至超過銅、鉛、鋅等常見金屬。其中，輕稀土——鈰在地殼中的儲量在各種金屬元素中居第25位，其常見程度與銅接近，高于鉛在地殼中的含量。稀土元素中相對比較稀少的是钷等元素，但即使是含量最低的“稀土金屬”镥，其在地殼中的含量也比金要高出200倍。鑒于其相對稀缺性的變化，國際應用化學聯合會現在已經不再使用“稀土金屬”這一概念。實際上，地殼中最稀有的金屬元素主要是金（Au）、釕(Ru)、銠（Rh）、碲（Te）、錸（Re）、鈀（Pd)、鋨（Os）、鉑（Pt）、銥（Ir）等稀散和稀貴金屬，17種稀土元素均不在最稀少的金屬之列。

    因此，從資源賦存來看，世界稀土資源儲量相當豐富，正所謂是“稀土不稀”。目前，除了南極洲尚未見發現稀土資源的報道外，其他各大洲都有一定稀土礦藏。中國毫無疑問是世界第一稀土大國，資源儲量約占世界總儲量的40-50%，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以及非洲的一些國家都擁有稀土資源。近年來，隨著稀土勘探日益活躍，一些大型礦藏相繼被發現，加之世界范圍內尚有海洋和更深地層的稀土資源未被勘探，地球上稀土的實際蘊藏量可能會遠遠超出預期。

    基于“稀土不稀”的判斷，對于一些分布廣泛的輕稀土完全沒必要、亦沒有條件實行國家管控。實際上，內蒙古白云鄂博礦區與鐵礦石伴生的鑭、鈰等輕稀土元素儲量規模龐大，如不及時進行規劃化開發利用，將引發嚴重的生態困局。但同時也需要強調，稀土資源的開采冶煉條件與鐵、鋁、銅等基礎金屬（或稱為礦石型金屬，Rock-forming Metals)相差很大。相比礦石型金屬，目前已探明的稀土資源分布非常分散，成礦條件較差，普遍品位較低，難以規模化開采制備。從這一角度來看，稀土金屬仍具有較為突出的稀缺性。

重稀土：中國獨有？

即使輕稀土世界分布廣泛，重稀土總歸是中國獨有的吧？的確，綜合評估，離子型重稀土是中國最為獨特、最具應用潛力的優勢礦產之一。然而，過去10年間特別是2007年以來，國家采取多種措施對這一優勢資源進行全方位管控，其積極進展雖不能全盤否定，但面對“重稀土出口放量、價格深度回調至10年前的水平”這一現實，必須承認稀土開發利用的資源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財稅政策、環保政策在目標導向、工具選用以及具體執行層面存在較大偏差，且至今仍未調整到位。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于部分決策者以及市場主體對重稀土的資源優勢缺乏客觀、科學、全面的認識和判斷。一些不負責的學者以及缺乏知識沉淀和系統分析的媒體推波助瀾，有關稀土的各種不實言論混淆視聽，誤導公眾。

應該看到，中國重稀土的資源優勢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重稀土資源具有相對“獨有性”。盡管現階段離子型重稀土集中賦存在以贛南為核心的中國南方地區，但并不意味著世界范圍內完全不存在重稀土。實際上，受土地私有、環保要求、城鎮化水平等因素的影響，發達國家礦產勘探開采法規比較成熟，與我國礦產探采機制和標準相差較大。一些低品位、處于生態敏感區的礦產在發達無法進入勘察視野。隨著稀土在戰略性新興產業應用日益廣泛以及勘探開發技術不斷創新，發達國家一方面加大對中國之外發展中國家稀土礦產的勘探開發力度；另一方面加快向海洋要稀土。可以預見，未來中國在重稀土資源領域“一枝獨秀”的局面并非鐵板一塊，將重稀土視為中國獨有并試圖長期壟斷這一資源的思路和作法根本不現實。

二是稀土與基礎金屬的應用不同。作為“工業維生素”，稀土具有用量少、用途廣的典型特征。據預測，到2020年，全球稀土消費量將保持在12-15萬噸的水平，其中重稀土需求規模僅為1.5-2.2萬噸。這種應用特點和需求趨勢決定了重稀土這張牌雖有分量，但很難成為決定大國資源博弈牌局的“王炸”。

    三是重稀土是可以替代的。不得不承認，自2010年以來中國控制供給的“組合拳”刺激了下游環節減量循環替代技術的開發應用，致使這類技術和產品的技術經濟性凸顯，重稀土減量替代甚至成為下游行業難以逆轉的研發導向。筆者調研發現，這種“倒逼效應”不僅發生在重稀土主要進口國日本[1]，而且價格大起大落、政策預期不穩定也迫使國內下游企業減少重稀土使用，一些永磁材料生產企業不斷減少釹鐵硼中重稀土的添加，2015年部分企業已經將重稀土使用率降至零。調研中這些企業反映，即使重稀土價格回落，也不會回歸原有技術路線，而將堅持不再使用重稀土。這一方面有助于緩解重稀土開采的生態壓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上削弱了中國重稀土的資源優勢。

四是重稀土的資源優勢遠未上升為產業優勢。稀土行業競爭力的關鍵在下游應用，而一國的工業技術水平決定著原材料開發利用的綜合能力。中國稀土深加工和高端應用難以實現整體性突破既是“資源詛咒”下路徑依賴的結果，也直接受制于工業化發展階段以及原材料工業的總體水平。自2010年這一輪行業調整以來，“進口受阻”倒逼日本等應用大國在稀土應用技術上加快突破，并邁上了一個新臺階，進一步拉大了在新材料尖端領域與中國的差距。

五是重稀土的“資源主權”同樣具有相對性。在正常情況（非軍事沖突等）下，受到WTO等國際組織的制約。“禁止稀土出口”、“稀土制洋”、“稀土軍事鉗制”等論調有悖于國際貿易規則的常識，不僅不符合負責任的大國定位，而且易被國際輿論和貿易摩擦反制。在維護資源安全、保護生態環境、鼓勵全球供給多元化的前提下，中國有責任依據自身資源條件適度滿足國際市場上對重稀土的合理需求。從長遠來看，可持續的開放利用有助于緩解稀有礦產資源的國際競爭，穩定全球稀土供求關系，進而穩固中國在稀土領域的資源主導地位。

揭開應用的面紗：民用還是軍用？

稀土的價值終究要體現在應用上。由于其獨特的物理和化學特性，稀土金屬、稀土合金以及由其制成或含有稀土元素的新型材料，種類繁多，性能各異，從節能燈、催化劑、磁鐵、平板電視，到混合動力汽車、風力發電機以及武器和先進軍事裝備，稀土在現代工業體系中幾乎無處不在。

在其眾多應用領域中，稀土在國防和軍事中的應用無疑是最為敏感、最受關注的領域之一。一些媒體片面夸大了稀土在國防工業和武器裝備中的應用，而由于信息不對稱，公眾從媒體等渠道獲得的關于稀土軍事用途的知識并不全面，使得一些原本很常見的稀土品種被蒙上了神秘色彩，甚至一些人將普通的輕稀土產品出口也上升至危及國家安全的行為。

一個必須澄清的事實是，當今世界只有相當少的一部分稀土被用于軍事科技，其在軍事領域應用的數量和品種都很有限，且需要與其他尖端材料、特種合金和高科技手段相結合，才能發揮稀土的特殊作用。如制造核潛艇雖然使用了稀土，但其下潛深度主要靠高端鈦合金支撐。即使是國防工業最發達的美國，稀土在民用工業中的應用規模也遠遠超過軍事領域。目前，美國消費稀土最多的領域是汽車尾氣催化凈化，所用稀土占其總消費量的25%，美軍的需求僅占其稀土消耗總量的5%左右。日本、歐盟稀土消費同樣主要在民用領域。正是基于這種應用結構，加之美國本土稀土資源比較豐富，在中國實施稀土出口管制及其影響集中顯現的2011年，美國發布了美軍對中國稀土依賴程度的評估報告，得出了“中國限制稀土出口未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實質性威脅”的結論。

比較世界主要應用大國的稀土消費結構，中國同樣應將民用作為稀土產業發展的主導領域，使其獨特性能在工業原材料創新、消費升級中得以充分釋放。同時，集中高端人才，加快開發研制應用于先進軍事裝備和武器的關鍵稀土材料，使稀土資源在提升我軍裝備水平、實現國防現代化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六大集團主導稀土產業整合：一直有話要說

    從產業組織理論的層面理解，最令國人痛心疾首的所謂“稀土賣出白菜價”的現象似乎不難解釋，而甚至恰恰是現行稀土產品成本構成和定價機制的必然結果。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在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特別是稀有礦產品成本不能反映資源的真實價值（應涵蓋自然使用價值、生態環境價值以及開采加工投入等），加之政府監管不到位的情況下，稀土即使被賣出“白菜價”，仍會使開采冶煉企業獲得賣方剩余，盡管這部分剩余可能被壓得很低，但對于不需要承擔或僅承擔少量資源有償使用和環境保護責任的賣方企業來說，最終還是有利可圖，這也進一步將中國推向了“資源詛咒”的陷阱。

    基于這一角度，中國作為具有資源優勢的稀有礦產品的主要賣方，市場集中度偏低、難以形成應對擁有壟斷勢力的發達國家買方的談判合力，似乎是定價權缺失的癥結所在，由此引申出“推進稀有礦產資源整合、提高行業集中度、搭建統一交易平臺”等政策含義也受到了相關主管部門的重視。以此為稀土整合的目標方向，由包鋼（集團）公司、中國五礦、中鋁集團、贛州稀土、廣東稀土和廈門鎢業六家大型礦業集團公司分別牽頭兼并重組的方案似乎理應成為稀土產業組織政策的必然選擇。

    然而，這種政府主導形成賣方壟斷的模式不僅一經提出就受到了學者的質疑，而且部分資源富集地區的地方政府和稀土企業對整合方案也存有異議。學者們顯然更關注的是，這種非市場化的整合可能會有效率，卻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原則，而來自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阻力則凸顯出稀土行業的利益博弈。根據工業與信息化部的整合方案，未獲得國家稀土整合平臺的地區，其資源面臨著被其他省區稀土整合平臺吸收的局面，而一些央企和地方國企則意圖借機控制資源，這勢必引發利益沖突。正是由于被整合的企業和地方政府不愿放手當地資源，導致整合成效不佳，這些矛盾在南方稀土資源和產業集聚區尤為突出。另外，外部資本進入不充分也是造成稀土行業整合困難重重的重要原因。歸根結底，稀土產業規模小，政府介入深，行業整體風險較高，難以吸引民間資本和金融機構參與。基本依靠行政力量推動而缺少資本紐帶的重組，已經給稀土行業發展打上了濃重的“去市場化”印跡，為產業轉型升級帶來隱患。

    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順利完成行業整合，稀土產品的國際市場定價權也未必能夠“花落中國”。特別是南方離子型重稀土，由于資源高度分散，加之行業上游開采冶煉等環節工藝技術相對簡單，進入門檻偏低，主導整合的幾大集團未來不可能具備直接開采全部礦點的能力，而實際開采者仍將是被整合的當地小礦業公司和個體老板。在這種情況下，超采、偷采甚至走私對市場秩序的干擾和沖擊依然難以避免。可見，由簡單的“拉郎配”式重組形成的賣方市場勢力并不能從根本上改善中國稀土出口的定價地位和貿易條件。

結論：大國心態與國家資源戰略

在眾多工業部門中，僅以產值衡量，年產值千億左右的狹義的稀土產業無疑是一個小行業。近年來，方方面面對這個“小”行業引起的關注不是少，而是太多；關注的點不是集中在可持續開發和高端應用，而是雜音不斷，始終伴隨著妄自尊大、一葉障目。

毋庸置疑，隨著稀土在高技術領域、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國防軍事工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稀土這樣一個“小”產業，卻迫切需要有“大”戰略作支撐。然而，長期以來，中國稀土產業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復雜的利益格局，而現行行業管理體制及其效率難以適應稀土產業發展的新情況。國家近年來對稀土行業秩序連下猛藥，雖然短期內效果顯著，但不僅部分政策工具不具有可持續性，而且也觸及了一些地方政府、企業和個人的利益，并引發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彈，行業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有進一步激化的跡象。在這種政策環境下，一旦遭遇市場需求波動的夾擊，稀土企業乃至全行業不僅很容易患上“感冒發燒”，而且按既定政策開出的藥方抓藥治病，只能是積重難返，久治不愈。

    同時，稀土開采冶煉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有目共睹，特別是在南方離子型稀土資源集聚區，從以往的“搬山運動”到現在原地浸礦在部分地質比較疏松的礦區所導致的山體坍塌和水源污染，開采稀土引發的環境問題觸目驚心。因此，即使面臨“稀土案”敗訴后的國際壓力，中國也應堅持堅持合理控制稀土開采規模、有效保護治理生態環境。

    再從發達國家稀有礦產資源戰略調整的動向來看，為穩定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國防工業的原材料供給，近年來發達國家“脫稀土化”、“去中國化”的“合縱連橫”戰略調整思路非常明確，政策措施逐步到位，并已經開始影響稀土等稀有礦產品的國際供求格局。面對這一系列挑戰，制定稀有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國家戰略勢在必行。

    大國心態顯然要靠強大的戰略能力做支撐。應認識到，不管國際市場上稀土產品價格和供求關系如何波動，并未動搖稀土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戰略性關鍵原材料的地位。因此，稀土開發利用的國家戰略始終要把維護國家資源安全和提升高端應用水平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科學評估中國稀土礦藏狀況、開采條件及應用潛力，該管管好，該放則放，把政策重點聚焦到中重稀土上，從而為“工業強基”提供有力的原材料保障。同時，牢牢把握、統籌兼顧“開放利用”和“合理管控”兩方面的政策需求，在多邊貿易體系下，切實減少政府直接干預，以國際化視野和規范不斷優化出口政策工具，盡快走出稀土出口管理的政策“空檔期”，加快形成多元化、穩定、公平的全球稀土供給格局。